一、引言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战略家、记者甚至战斗人员就注意到了美国科技公司影响俄乌冲突进程的能力。鉴于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为了探究这些商业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召集了一组领导人，包括来自行业和政府的领导人，以发展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这对未来冲突可能意味着什么的理解。他们包括美国商界和前政府领导人，以及美国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SET)智库的几名成员和英国国防部的一名代表。

我们在2022年10月19日由《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高技术走向战争》中开始了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本次研讨会探讨了我们在本文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并增加了更多内容。对话是在查塔姆守则（Chatham House Rule，意为“当会议或会议的一部分遵循该守则时，与会者可自由使用收到的信息，但不得透露发言者或其他参会者的身份或从属关系。该守则诞生于英国查塔姆大厦。”）下进行的，但参与者同意列出他们的名字。该研讨会报告记录了所讨论的关键问题。

美国科技公司正在开发的创新能力有可能改变国际冲突的性质，正如今天在乌克兰看到的那样。在那里，技术公司在网络安全、数字服务、通信和监控领域做出了贡献。他们带来了一些最先进的创新技术，并亲自和在线远程与乌克兰政府和军方接触。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公司比任何政府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一位首席执行官可以在几天内，有时是几小时内，决定开启通信卫星，保护软件免受网络攻击，或为乌克兰提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在官方政府代表受到更多约束的地方，大型科技公司高管可以更容易地举行直接讨论。

虽然缺乏政府主导的紧密协调为美国科技公司以支持乌克兰的方式快速运营打开了大门，但这种缺乏协调也带来了风险。研讨会的所有参会者都同意，科技公司和美国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协调行动具有巨大的价值，反之也存在重大风险。与会者警告说，美国可以从与工业界的合作中受益，否则它将处于危险之中。

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科技公司有迅速行动的自由，尤其是与拥有复杂的法律流程和程序的美国政府相比。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可以立即作出贡献，有时是巨大的贡献。然而，与会者也注意到，公司的运营速度——以前被视为与它们合作的一个特色——正越来越被政府领导人视为一个“问题”。可以发展成有益合作的关系正在变得对立。这种对立的态度来自美国国防部和国会。

在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界，科技公司参与者观察到，政府代表也是经常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任何私营部门的雇员都是“肮脏的承包商”，只希望从政府那里赚更多的钱。这种偏见在合作开始之前就扼杀了合作的机会。很难让政府代表相信工业界可能真的想做出贡献。一些与会者注意到，乌克兰将政府和行业结合在一起，但日常关系往往是对立的。用一位参与者的话说，“没必要这么难。”

当涉及到政府和行业合作时，会有边界和摩擦。他们的存在是有充分理由的，与会者很清楚，他们并不推崇中国军民融合的模式。然而，国防部谨慎而有条不紊的签约方式使得及时将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引入冲突变得非常困难。

许多研讨会与会者承认，他们独自为乌克兰冲突贡献了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正式的合同关系。然而，对于大公司或小公司来说，美国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它们应该创造收入的体系——尽管它们可能希望利他或爱国，但它们最终会受到对员工、客户和/或股东的义务的限制。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言，尽管公司准备通过竞争取胜，但它们无法与“免费”竞争，至少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它们需要收入来源。

虽然美国防部在为国防采购商品和服务时有很好的理由规避风险，但它的方法越来越适应不同的时代。与会者特别关注美国防部无法签订软件和数字服务合同，这需要政府赞助商和承包商之间进行不同于传统硬件合同的互动。他们同样担心政府是否有能力从那些可能不熟悉美国防部工作的承包商那里快速采购软件。没有国防部的合同经验或现有合同，科技公司很难在危机中提供帮助。即使有现有的合同工具和可用的资金，这个过程也可能是漫长而昂贵的，这实际上排除了小型创业公司的贡献。

美国政府无法迅速签订软件合同的问题在乌克兰表现得很明显——不仅仅是因为乌克兰人对软件的灵活采用，还因为数字服务对军事行动的明显影响。商业数字服务对乌克兰战争的全面影响仍在研究中。然而，似乎很明显，这些服务和能力在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没有正常运作的正式关系，这些科技公司依靠非正式的关系在乌克兰采取行动。在美国，政府和企业之间有许多非正式的联系，这有助于促进企业的行动。其范围从政府关系团队建立的约定到领导的社会关系，甚至是核心员工之间的工作层面的合作。

在俄乌冲突的早期，所有这些关系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工业和政府都在努力应对针对乌克兰、全球基础设施和美国公司本身的威胁和攻击。这种关系有助于促进网络安全努力，也为双方提供了在俄乌战争背景下如何改善或调整现有平台的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需要与政府外交官以及国内执法部门建立非正式关系，以帮助公司保护那些成为俄罗斯目标的美国员工，无论他们在国际上的总部设在哪里。

在缺乏更具响应性的正式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非正式联系可以填补美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存在的重要差距。研讨会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对话和公开对话的场所。

关于俄乌冲突的经历，以及科技公司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美国政府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而，依靠科技公司自己站出来有很大的风险。与会者讨论了俄乌冲突的独特性：这是一个经济相对薄弱、在公众心目中有着长期侵略历史的国家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行为。此外，它发生在一个靠近众多美国和盟国军事基地（更不用说企业据点）的国家，这些基地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预先部署的资源。参加研讨会的代表表示，这种背景有助于公司领导解释并获得员工和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从而采取行动。

但他们也表示，乌克兰是一个更直接的决定。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会非常不同。

许多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都与中国有着重要的关系。他们在那里有研发实验室，他们依赖中国制造产品的关键部件，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最终，每家公司的成功和生存都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的力量。虽然一些公司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商业决策，在冲突中选择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但许多其他强大的公司有着更复杂的国际关系，必须在国际市场、规则和利益相关者的网络中运营。最重要的是，特别是考虑到台海的潜在冲突，美国科技公司有许多员工生活在中国，如果这些公司积极参与，他们可能会面临风险。

当被问及在台海潜在危机之前，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做些什么来建立今天的合作基础时，来自技术部门的研讨会参与者有几个想法：

（1）信息传递。公司领导认为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采取行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显然应受到谴责。对公司来说，让员工相信采取行动是恰当的回应相对容易。对于中国台湾，美国的信息并不明确。美国的政策经常故意含糊不清，这使得很难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公司必须采取行动。

（2）国际共识。在俄乌冲突下，公司领导人可以依赖国际领导人发出的统一信息，即俄罗斯的军事行为是错误的，需要反击。事实证明，国际上几乎一致的反对意见对于一家公司说服其员工、股东和客户相信其行为是合理的、可接受的是很有价值的。国际共识以及国际政府组织的声明和行动对于必须管理全球关系的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尤为重要。所有科技公司的与会者都认为，在台海冲突中采取行动之前，类似的国际共识将是重要的。

（3）法律行动。制裁和法律框架是重要的行动，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简化了科技公司的决策。就台海而言，这些法律框架可能特别有用和重要。

（4）国内政治共识。所有与会者都谈到国内政治共识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如果立法和行政部门要让员工和股东相信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它们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5）合同关系。对一些公司来说，正式的合同关系在像中国台海危机这样的冲突中更加重要。在冲突期间，合同为公司，尤其是公司员工提供了适当的保护。政府无力迅速签订合同，这将员工置于风险之中。合同还消除了公司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让参与变得更有吸引力。

（6）预先定位。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预先部署人员和基础设施，有助于企业快速获得资源。在冲突中从零开始建立存在是非常困难的。观察到预先部署人员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后，一位参与者的公司已经在中国台湾开设了办事处。

（7）制定原则。一些与会者注意到预先确立的公司原则在敌对行动开始后指导其决策的作用，称之为行动的“北极星”。例如，他们会在美国的对手国家生产产品吗？他们会向那个国家出口产品吗？在什么条件下？通过在冲突前回答这些类型的问题，公司可以制定他们的原则，以便在未来的冲突中保持稳健。对于政府来说，今天促进与公司就这些原则进行对话，可以帮助建立这些重要的关系，并帮助政府了解私营部门在未来的潜在冲突中面临的挑战。

研讨会与会者明确表示，这一主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需要进行更多的审议。一些与会者指出，政府与私营公司接触有相当多的先例。他们建议进行历史案例研究，以及更近期的案例研究，从网络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ISAC）到使用签约航空公司支持从阿富汗的国际撤离。这些案例研究可以为需要和有效利用公私伙伴关系的事件提供见解。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汲取乌克兰的经验教训，并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广泛分享。

最重要的是，所有与会者都建议举行第二次研讨会，这次会议应有现任政府领导人参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与会者都指出，现任政府官员会见商业承包商进行这种讨论在法律上具有挑战性。一些与会者指出，其他国家在与承包商打交道时限制较少。这一建议指出了国际伙伴关系在帮助美国政府和美国科技公司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积极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规则和程序，有时允许他们行动更快。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更广泛和持续的对话。美国政府和商业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和更灵活的合同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能力。他们的行动可能与全球安全相一致，也可能会损害全球安全。对话、合作和更灵活的签约都是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