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经从跨国公司的成功演变为美国经济的困境，现已被一些人指责为失业、低工资和经济缓慢增长的原因。在近日接受美国外国记者协会采访时，辛里奇基金会斯图尔特·帕特森（Stewart Paterson）研究员解释了全球贸易在主要经济体中日益下降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对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心是否可以恢复。他在与外国记者协会（AFPC-美国）的对话中讨论了全球化是如何从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演变为美国经济的困境的。

全球化对跨国公司来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功，但对美国经济来说却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全球贸易受欢迎程度下降有各种原因，包括“贸易赢家和输家之间的不对称认知”，“对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的重大影响”，以及“开放贸易竞争的部门和国际竞争有限或不存在的部门之间的收入二分法”。

在这一过程中，他详细讲述了大公司如何从全球化中受益，以及如何在对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心“逐渐丧失”的时候创造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

佩特森对foreignpress.org的采访属于AFPC美国分部与辛里奇基金会的合作范围。AFPC美国分部对本次采访的内容全权负责。

首先，贸易利益往往被分散。工人的劳动成本是高度集中的——通常是二元的，他们因为进口竞争而失去工作。这导致贸易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认知不对称。

其次，贸易对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这在中国入世后的出口繁荣时期尤其如此，当时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导致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制造业工资停滞（在某些情况下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尤其是高收入/高成本经济体。

第三，与上述相关的是，全球化导致了开放贸易竞争的部门和国际竞争非常有限或不存在的部门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例如，考虑制造业工资与医疗、教育或金融服务业工资的对比。

第四，随着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增加，世界其他地方的生产率增长下降了。制造业被正确地视为一个领域，由于技术进步，生产率增长可能很高，而且相对容易衡量。农业和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水平往往较低，因此偏向这些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较慢。

大公司在三个方面受益于全球化：

（1）劳动力套利被用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

（2）转移定价助长了税收套利。以爱尔兰子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IP）数量和爱尔兰随之而来的GDP快速增长为例。

（3）更大的市场有利于规模经济和增加利润。

就业机会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有两个关键决定因素：（1）美国等国家对需求的驱动大于对供给的驱动，而中国等国家对供给的驱动大于需求。在推动供应的国家，就业机会有所改善。（2）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最大的地方，就业机会也最大。欧洲外围国家是劳动力市场僵化造成失业的一个案例：美国是劳动力市场灵活创造就业的一个案例，但只是以有竞争力的价格。

美国成为“最终消费者”的主要含义是，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比过去几十年更加宽松，导致美国经常账户长期赤字。这反过来至少部分导致了：

（1）政府债务水平上升。

（2）私营部门越来越依赖金融杠杆。

（3）金融和实际资产价格膨胀。

（4）住房负担能力的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财产所有权的下降。

采取的对应措施是：

首先，关键是恢复国际调整机制，让外部收支趋于平衡。汇率灵活性是这里的关键，但中国人民币和欧元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

其次，在没有伙伴国家准备让国内需求与国内供应达到平衡的情况下，一些人建议对贸易顺差大国实施关税等贸易限制。这是次优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对他们施加改革压力。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WTO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

（1）通过提供一个谈判市场准入的论坛；

（2）通过提供一个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

（3）通过提供一个纠正违反规则的系统；

（4）通过降低关税。

WTO的成功可以用贸易增长和希望加入该体系的国家数量的增长来衡量（从23个增加到164个）。

就其本质而言，世贸组织监管的是“轻度”的国际参与。例如，它并没有着手协调环境标准或劳工标准。因此，它并没有阻止各国实施有利于其贸易地位的汇率政策，或者干预产业政策（尽管反补贴税是解决倾销的一种选择）。

多边贸易体系可能不适合大国竞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缘经济政策变得更加激烈。此外，向多极世界的转变意味着贸易超级大国更有可能希望通过与较小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来行使其市场权力。而且，贸易正日益与环境和人权等政治议程联系在一起。

贸易无政府状态的回归——打破基于规则的秩序——似乎是可能的。结果可能是全球贸易沿着意识形态的路线逐渐分裂。经济福利的损失可能相当大，全球GDP将比其他情况下少5～10%。

较大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小——它们对贸易的依赖较小。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将是较小的开放经济体，这些国家将为维护多边体系付出最大努力。